卌年丨童隆长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向我走来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6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和“校园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作者简介
本文作者
童隆长，1951年生，1968年到山西雁北朔县插队，1977年高考进入太原工学院，1982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硕，1984年毕业留校任教，1987年考EPT，由国家公派到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读博，1995年毕业后留在该校任高级研究员至2016年退休。现仍少量兼职苏黎世理工虚拟生产研究所顾问。
原题
我的1977年高考历程
1977年9月，我在大同齿轮厂当锻工。在一次事故中右手负伤，住进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。那是我人生又一个低谷。中秋节，连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。我一个人在医院仰望明月，思考今后人生的方向，不禁潸然泪下。当时无人能够想到，我生命中一个转折点正在到来。
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1937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，文革前在轻工业部任工程师。1968年，因为他1948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副主任，被当作‘特务’隔离审查，不堪凌辱，跳楼自尽。当时我17岁，于同年12月到雁北农村插队。1972年被招工到大同齿轮厂当锻工。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其中千辛万苦，与本文无关，故且不提。
文革开始，我在北京六中上初二。直到1973年，文化程度没有任何提高，反而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了。那年出了个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，搅了文化考试，也毁灭了许多“老三届”，特别是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梦。
在他们不再珍藏中学课本时，却让我有机会得到借阅这些书的机会。当时我只是把这些书当作闲书，觉得有意思才读的。至于有什么用，who cares! 无论如何，到了文革结束时，我已经把初三到高三的课本统统读完了。
1977年10月，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宣布。我当时正在北京疗伤。工伤休假，给了我更多时间复习。得到的复习材料也远比在大同多得多。没有工伤，至少我的高考成绩会差很多。
12月高考，1月体检。朋友打探来消息，我考了356分，大同地区第11名。尽管如此，我第一志愿还是报的太原工学院。一方面是当时对“名校”，“均分89”没有概念，一方面是受了周围朋友的影响，他们认为，我是个初中生，能考上就很好了。而我知道，更主要的是为了提高保险系数：由于那次工伤，我再也不想回到车间去打铁了。
其实那年山西招生对大龄考生限制得还是很严的。太原工学院后来集中了一批高分考生。我们班的李强同学，均分85.1，因为政审，最后扩招走读生才被录取。
最可惜的是大同市的第一名，山西省第二名，北京知青郝晋生。他的成绩是361分，一心想上清华，最后却被逼上了太原工学院的化工系。入学后抑郁寡欢，不久得了癌症，没有毕业就去世了。
1988年语言学院德语班合影，后排左4作者
事实上，当我1982年2月进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（当时还不分硕士博士）时，他们的77级还没有毕业，因为清华是五年制。于是，我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又夺回一年！人生啊，有多少难以预料！
许多“新三届”感谢邓小平。其实邓小平只是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，恢复高考是历史必然。只是，如果再晚五年，受益的便是六零后了。“新三届”最应该感谢的，恐怕当属张玉凤了。没有她那么折腾伟大领袖，不让毛按医嘱服药，跟毛吵架说“谁后悔谁小狗”气得毛浑身发抖，以老人家七十几岁还能畅游长江的身体，活到九十也是不足为奇的。
如果真的如此，我早已以工人身份退休，现在为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低声下气。中国也绝不是今天这个局面。
高考是我们的福音，对另一批人就不一定是好消息了。我插队的朔县福善庄公社书记贾大忠就是一个例子。1976年公社秘书要把他16岁的儿子推荐上大学，贾书记说“娃还小，明年吧。”明年，一切都变了！现在中国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。祝祖国越变越好！
作者2017年在瑞士山区远足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，特此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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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工圣审读